德国柏林夏洛蒂医院肿瘤学家吉罗·胡特。 （何晓灵/图）

1996年冬日的一天，柏林洪堡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胡特拿到了一期的《科学》杂志，其中收录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斯蒂芬•奥布莱恩等人关于HIV感染和AIDS进展抵抗基因的一篇文章。

胡特从文章中了解到，尽管艾滋病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噩梦，但对另一些人却无法构成威胁——这些人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由于CCR5基因中缺失了32个碱基，这种基因被称为CCR5-Δ32。

“因为一种天生的基因缺陷，艾滋病病毒无法进入淋巴细胞，也就不再对生命构成威胁。”这引起了胡特强烈的兴趣：能否利用基因缺陷找到艾滋病的疗法？能否将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细胞全部以这种基因缺陷的细胞置换？

事实上，在这以前，胡特对传染病或HIV并不“感冒”，血液病和肿瘤学才是他关注的重点。柏林夏洛蒂医院是胡特以来的梦想。这是欧洲的综合医院，也是欧洲传统的医院之一，征服白喉的先驱者埃米尔•冯•贝林、病原细菌学奠基人罗伯特•科赫、化学疗法先驱保尔•埃尔利希……德国超过半数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都来自这个医学中心。胡特梦想着能在这里为癌症病人服务、开展试验，他的目标是癌症。

医学院毕业后，胡特进入了柏林夏洛蒂医院工作。按照自己的规划及努力，胡特成为了血液科医生。他奔波于门诊与病房之间，实施了多例骨髓移植术，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直到2006年，蒂莫西•雷•布朗出现了。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布朗，一名居住在德国柏林的美国翻译，1995年他被检测出血液中携带HIV病毒。这种病毒能在人体中潜伏十余年之久，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艾滋病。

“Gibt es keine heilung.（无法）”主治医生用轻柔、缓慢的德语告诉他。

艾滋病每年夺去上百万人的生命。在布朗之前，从未有过任何的病例。这个检测结果好比一张判决书——死刑并缓期若干年执行。

布朗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继续自己的工作，和来自前东德的“男友”米歇尔同居。的是，初十年，他体内的HIV病毒显得温顺而隐忍，并未对他的健康造成困扰。

然而新的麻烦来了，他被诊断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一种五年生存率仅为25%的绝症。

作为血液病医生，胡特对艾滋病了解得并不多，但随着对布朗治疗的深入，十几年前《科学》杂志的文章出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类具有基因自然突变的人群对HIV有免疫功能”。这类人群在北欧可以找到，在德国的比例约为1%。

“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点更好的事情？”胡特决定赌一把，如果能找到一个CCR5-Δ32突变型捐献者的干细胞，将会发生什么呢？不仅白血病能治好，艾滋病也可以

如今，胡特更愿意将“干细胞移植治疗艾滋病”的想法看做一个血液病医生通过不断思考而得的过程。但不得不，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日常工作中的量阅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强手如林的医学界，机会也总是青睐像胡特这样“有准备的头脑”。

简直不敢相信，从来没人这么做过

胡特是的。德国有着上完善的骨髓移植库，拥有近2000万捐献者信息。通过这一骨髓移植库，90%的终能够找到配型者；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65%。

在德国骨髓移植库中，胡特发现了全球有232例捐献者与布朗匹配，其中有80例住在德国。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检测，发现，第61号捐献者就是他们想要寻找的目标——纯合子CCR5-Δ32基因携带者。

胡特在电脑前坐了好几个晚上，查阅了几乎所有他能找到的相关。“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胡特说，“我的感觉就是我想错了，我肯定漏掉了什么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胡特并不知道，多数艾滋病和临床医生已经达成共识：艾滋病的是不可能的。

在夏洛蒂医院的历，也从没有艾滋病人接受过骨髓移植。不出胡特所料，院方表示反对。

胡特不甘心。他找移植中心主任艾克哈特•泰尔。此前几个月，生怕别人“偷”走自己的病人和想法，胡特并没有向任何人报告布朗的病例。现在，他必须如实地将自己的设想告知泰尔，争取他的支持。

泰尔同意了。他不认为这个胆的设想能消灭布朗体内的HIV病毒。他只是想给胡特一次尝试的机会。

2007年2月，布朗接受了第61号捐献者的干细胞移植。接着，布朗停用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体内的HIV病毒似乎消失了——60天过去了，胡特和同事们再也找不到布朗体内潜伏感染细胞的踪迹。

为了确认布朗体内已经不含HIV病毒，布朗成为了上被活检多的人之一。胡特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对布朗的血液、肝脏、直肠甚至脑取样。胡特还将布朗的样本送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学医学教授罗伯特•西亚诺的实验室以及美国其他有高精密设备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通常，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情得以控制的病人体内仍旧有将近100多万拷贝的HIV病毒分子，然而在布朗体内，连敏锐的检查都无法测到HIV病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