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存在10多年，但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是在2013年全国雾霾大面积、高频率暴发之后。为了治理雾霾，自2013年起，国家政策频出。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提出了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2015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同年8月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全面规范了污染防治问题。

然而，业已实施的各项法规至今尚未显现较大成效，雾霾现状仍在朝着区域越来越广、频率越来越高、影响时间越来越长的趋势发展。为此，各地政府不得不在遭遇严重雾霾天气时，采取多项临时措施，如污染企业停产限产、错峰生产，车辆限行，公交免费等。

不可否认，上述临时措施对缓解部地区、短时间内的雾霾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却绝非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措施。且不提雾霾天过后污染企业是否继续开工、车辆行驶是否继续如常，仅数十年工业大发展累积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肯定不会很快消失。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机制，仅靠雾霾来临时推出的临时性措施，反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损害公众的长远利益。

近年来，对雾霾起因于“天灾”还是“人祸”，社会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明确将霾列为气象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否定了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影响，很可能造成雾霾治理上的误导。雾霾是一种“人祸”，源于人类不顾环境，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已有多项研究证实，雾霾主要来源是燃煤、工业排放、机动车和扬尘，而这些大多是由于原有管理体制的先天缺陷、管理方法和考核制度的落后，以及监管执法的不到位等造成的。比如，法律规定了合理排放量，却仍有不法厂家偷排不断；措施要求限产停产，很多企业依旧排放不减。

打破目前治霾僵，从根源上说，必须让“法”在“利”面前形成约束力，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污染进一步扩大，治理雾霾也才能看到希望。从国家层面看，要破除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的左右，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切实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同时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至上的考核方式，破除部门间各自为政，严格行政问责制度等；从企业层面看，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等；从公众层面看，除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还要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等。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倡导的：“我们都是蝴蝶，如果共同扇动翅膀，便可以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