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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First-in-class药设系列】从头分子设计发现TCR模拟蛋白及CAR-T中的应用

点击次数:358发布时间:2025/10/13 8:25:58

癌细胞表面的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peptide–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pMHC)分子是抗原特异性实体瘤免疫治疗的重要靶点。I类MHC分子会将细胞内蛋白质组中的短肽片段(8至13个氨基酸)呈递到细胞表面,这些片段能揭示细胞是否健康、癌变或感染。在人类中,MHC分子由高度多态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基因编码,这些基因决定了哪些肽段会被T细胞识别。癌细胞通过“MHC限制性”呈现突变或者自身肽段,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会同时和MHC和肽段复合物表面相互作用,这种识别机制使得T细胞能够精准检测并清除癌变细胞。


源自人类免疫系统的TCR在治疗应用中受限于其低亲和力。为了克服这些限制,以往的工作开发了具有高亲和力的TCR模拟抗体,能够复现TCR的MHC限制性肽段识别功能,这些模拟物作为癌症特异性探针和治疗手段具有重要价值,例如2022年获批的用于治疗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剂tebentafusp-tebn。然而,TCR模拟物的开发目前仍面临挑战。与TCR不同,抗体未经过自然选择以实现肽段与MHC结合选择性的最佳平衡。因此,工程化的TCRm抗体更易与MHC螺旋结构而非肽段发生特异性结合,从而引发脱靶毒性。为了攻克这些技术瓶颈,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发了可以快速转化为癌症特异性探针或治疗药物的α螺旋型TCR模拟物。

相比于传统的抗体,α螺旋具有以下显著优势:结构紧凑、模块化设计,并且能够在刚性平台上精准定位氨基酸侧链,有效降低抗体中柔性互补决定区(complementarity-determining region, CDR)环带来的设计复杂度。由于CDR环的灵活性会引发TCR交叉反应,采用更刚性的骨架结构有助于减少对不同肽段的结构适应性变化。最新的蛋白质设计工具如RFdiffusion和ProteinMPNN都偏好α螺旋折叠,并在从头蛋白质设计中展现出更高的成功率。研究人员计划构建四螺旋束结构,兼具热稳定性和天然蛋白质组广泛蛋白间相互作用能力的理想工程骨架,是理想的工程化改造载体。通过将设计空间限制在这个折叠上,他们采用RFdiffusion和ProteinMPNN来发现TCR模拟物。

研究人员首先产生了50个单体折叠(80至100个氨基酸),并通过目视检查选择了最紧密排列的螺旋束,这些螺旋束适合表达重组蛋白。他们选择了与这个标准(99个氨基酸)最匹配的折叠作为模板骨架,用于在pMHC靶标上进行RFdiffusion折叠调节。他们选择HLA-A*02等位基因上呈递的肽NY-ESO-1157-165(C9 V)作为模型抗原,因为它是一种在PDB蛋白质数据库已有结构、拥有用于下游验证的稳健实验体系的被充分表征的肿瘤抗原。由于给定pMHC抗原的晶体结构有时难以获得,他们使用AlphaFold来预测能够共同稳定I类pMHC呈递的NY-ESO-1-HLA-A*02-β-2-微球蛋白(β2M)结构。他们选定朝上延伸的甲硫氨酸(Met4)、色氨酸(Trp5)、苏氨酸(Thr7)、谷氨酰胺(Gln8)的四个肽段残基作为设计的热点区域,并通过屏蔽骨架的环结构,使用RFdiffusion算法在生成过程中灵活扩展这些区域。他们对NY-ESO-1 HLA-A*02蛋白构建了100种不同的四螺旋束折叠构象,每种构象使用ProteinMPNN采样六种氨基酸序列,产生600个设计结构。随后使用AlphaFold 2将每个设计结构与目标蛋白进行对接预测,并且通过它们的界面预测比对误差(iPAE)度量对它们进行排名。在100个骨架中,有4个骨架至少有一个设计结构的iPAE值小于10,因此被认为是“命中”(hit)骨架。

这些最佳骨架在螺旋束排列方式和氨基酸长度(99至129个)方面存在差异,以及其与肽段和MHC结合位点的接触特征也有所不同。为了扩大序列变异多样性,他们使用ProteinMPNN对每个hit位点产生了500条序列(总共2000个设计结构),并使用AlphaFold 2对每个复合物进行评分。骨架1和骨架2的iPAE阈值通过率最高(分别为132/500和318/500)。经过目视检查发现,骨架1相较于其他骨架具有优越性,其采用了类似TCR的居中对接模式,更倾向于肽段特异性接触。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四个预测的肽段热点区域在多个最佳设计结构中均被预测为接触位点。

最佳的前五种设计以单克隆形式展示在酵母细胞上,并用100 nM NY-ESO-1或MART-1 HLA-A*02四聚体进行染色,其中MART-1作为阴性对照。五种设计中有两种的NY-ESO-1四聚体成功染色,但MART-1不染色。根据NY-ESO-1四聚体的最高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筛选出最强的结合剂,并将其命名为mini-TCRM 1.1。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分析显示,NY-ESO-1 HLA-A*02的解离常数(Kd)为9.5nM,但对MART-1 HLA-A*02未检测到亲和力,这表明mini-TCRm 1.1是针对NY-ESO-1的肽段特异性结合体,对同一MHC呈递不同肽段的抗原仅表现出微量不可检测的结合能力。在结构研究中,他们将mini-TCRm 1.1与重新折叠的NY-ESO-1 HLA-A*02和AD01抗β2M纳米抗体复合,其中纳米抗体用作结晶分子伴侣。该复合物通过SEC共洗脱,并在筛选过程中易于结晶。


研究人员在2.05Å分辨率测量了复合物的晶体结构。结合剂采用了对角线型TCR样的对接足迹占据肽-MHC沟槽,形成40℃夹角,埋藏1216Å^2的表面积,其中31%来自肽特异性接触。埋藏表面积(Buried surface area, BSA)指蛋白质结合后无法与溶剂接触的界面部分,用以衡量两个蛋白质间的分子相互作用强度。该mini-TCR模拟物通过A2和A3螺旋沟槽内的14个残基,构建了疏水与极性肽接触的密集网络。肽接触侧链向内弯曲,形成包裹肽侧链的形状互补壳层。

值得注意的是,Met4-Trp5肽基序在MHC沟槽上方显著凸起,并嵌入A2与A3螺旋之间的两个疏水口袋中,并通过三个氢键实现稳定。该结合剂在HLA-A*02蛋白的两个螺旋结构中分布了疏水性接触位点。此外,它还通过五个氢键和一个盐桥与MHC结合,帮助结合剂精准定位在肽段上方。其中三个氢键(由结合剂中的Asn54、Asn80、Arg57形成)与HLA-A*02蛋白沟槽内的残基相互作用,这些残基环绕着肽链中的Trp5残基。

研究人员将mini-TCR模拟物的结构与NY-ESO-1特异性Fab片段以及TCR分子进行对比,发现该mini-TCR模拟物结构紧凑、刚性好,高度不到Fab或TCR的一半。Fab和TCR利用CDR环形成大口袋同时容纳肽链的Met4和Trp5,而设计的结合剂则采用两个形状互补的口袋分别捕获这两个氨基酸。此外,他们通过结合足迹分析确定了pMHC界面的关键接触位点,该设计的结合剂与19个MHC残基相互作用,显著多于Fab的14个和TCR的13个。mini-TCR模拟物虽然占据最大总表面积,但是其相比Fab片段和TCR的肽段结合表面积占比最小。尽管如此,该模拟物仍然保持了肽段特异性并展现出最高的结合亲和力,这表明其通过形成聚焦的肽段接触并分散MHC相互作用来稳定结合。此外,其刚性的α螺旋结构可能通过限制构象灵活性降低了结合熵惩罚。熵惩罚指蛋白质相互作用时因构象变化而产生的能量损失——较小的构象改变在能量上更具有优势。相比之下,Fab片段和TCR的柔性环可能承受更大的熵惩罚,这可能是导致交叉反应谱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

以晶体结构为模板,研究人员评估了mini-TCR模拟物的特异性,并且考虑了两种潜在的应用。首先,作为诊断工具,用于探查肿瘤细胞表面抗原表达以进行患者分层,在此情况下,广泛的脱靶评估和快速肽评估已能满足要求。其次,在治疗开发中,了解交叉反应性将为临床转化的安全性特征提供信息。为验证结构中观察到的关键肽段热点,他们用丙氨酸扫描的NY-ESO-1变体对T2细胞进行脉冲处理,并用可溶性mini-TCR模拟物进行染色。鉴于其疏水口袋的存在,他们推断肽段第4和第5位点的其他疏水残基也可能结合,因此纳入了Met4和Trp5突变体。将Met4或Trp5突变为丙氨酸会消除结合能力,但Leu4和Phe5突变则无此效应,证实Met4和Trp5凸起结构稳定复合物,与3M4E5单链可变片段(scFv)类似。当存在Met4和Trp5基序时,Thr7和Gln8的丙氨酸突变影响很小。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推测NY-ESO-1157-165(C9V)肽段的第1、4、5位点具有最高化学相似性的脱靶肽,最有可能发生结合。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通过汉明距离(Hamming distance)搜索法,对比了NY-ESO-1多肽和MHC基序图谱数据集中通过质谱检测到的14363种由HLA-A*02分子呈递的九氨基酸肽段之间的氨基酸差异数量。选择该数据集是因为质谱检测能有效筛选出细胞表面含量充足的肽段。经过数据排序,在14363个肽段中仅有5个与NY-ESO-1的汉明距离最低(仅4个氨基酸突变),且均来源于人类,其余所有肽段与NY-ESO-1靶标结构具有汉明距离大于或等于5的肽段,被认为不太可能形成其目标构象和化学性质。研究人员进一步展开汉明距离分析,重点锁定关键的Met4-Trp5基序,发现另外两个肽段虽然完全匹配该基序,但整体汉明距离分别为5和6。最终这7个肽段被选中进行脱靶分析。

研究人员还探究了ProteinMPNN能否根据与晶体结构的兼容性对这些肽段进行排序。通过以NY-ESO-1主链作为输入,并基于mini-TCR模拟物和HLA-A*02的分子环境进行条件设定,ProteinMPNN为每个肽段分配了一个脱靶评分,该评分反映了其符合结构约束的可能性。具体计算方法是用NY-ESO-1与设计模拟物的晶体结构的匹配度减去各候选脱靶肽段与设计模拟物晶体结构的匹配度计算得到。研究人员假设,越低的脱靶评分(即越高的结构匹配可能性)能识别真正的脱靶肽段。结果表明,脱靶肽段3和5的评分最低,与NY-ESO-1的评分高度接近,因此被预测能结合mini-TCR模拟物。为了验证这些预测,他们将所有肽段脉冲转染至T2细胞,并用mini-TCR模拟物进行染色。与计算机模拟分析结果一致,经脱靶肽段3和5脉冲处理的细胞确实结合了mini-TCR模拟物,但结合强度弱于NY-ESO-1。

    研究人员对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并纯化该结合蛋白,验证其是否可作为可溶性肽特异性TCE发挥作用。他们设计的双特异性TCE融合蛋白由blinatumomab的抗CD3ε scFv抗体片段和mini-TCRm融合而成,中间通过一个5氨基酸的甘氨酸-丝氨酸短肽连接。blinatumomab是首个获得FDA批准的双特异性TCE,同时结合CD3ε受体及其靶抗原形成人工免疫突触来激活T细胞。在本构建体中,抗CD3ε单链抗体可招募T细胞识别并攻击表达肽-MHC复合抗原的靶细胞。他们分别用NY-ESO-1、MART-1、脱靶3或脱靶5对T2细胞进行脉冲处理,以1:1的比例与表达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eGFP)的Jurkat报告细胞系共培养,该细胞系在TCR信号转导时会表达eGFP。他们添加了梯度浓度的TCE溶液,当存在NY-ESO-1而非MART-1肽段时,观察到T细胞活化现象,其半数有效浓度(EC50)为9.1 nM;而使用100 nM激活剂时,近70%的Jurkat细胞被激活。脱靶肽3未观察到活化效应,而脱靶肽5在100 nM激活剂下可以使约25%的Jurkat细胞活化,但其EC50值为174 nM。当将TCE添加至原代人T细胞与NY-ESO-1预处理的T2细胞共培养体系时,观察到其具有剂量依赖性的细胞毒性功能。此外,两种mini-TCR模拟物1.1和1.2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中均表现出活性,驱动对人黑色素瘤细胞系A375的活化和细胞毒性,该细胞系内源性表达NY-ESO-1,并在HLA-A*02上呈现NY-ESO-1157-165肽段。

    综上,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全新构型的α螺旋TCR模拟物,为开发肽段特异性TCR模拟探针和免疫疗法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相较于传统抗体,α螺旋结构不仅具备特异性和免疫原性优势,可在工程化设计层面也展现出独特价值。通过改造mini-TCR模拟物,可将其开发为多特异性生物制剂,其几何构型与空间取向的结构精度远超传统抗体的可变重链/可变轻链异源二聚体,这种特性有望催生能够精准调节抗原敏感性或T细胞功能的新型治疗方案。此外,其刚性结构提高了计算建模的准确性,因为突变的能量变化比柔性抗体环更具有预测性。



参考文献

Karsten D. Householder et al. ,De novo design and structure of a peptide–centric TCR mimic binding module.Science389,375-379(2025).DOI:10.1126/science.adv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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